歷史｜ 1960年代末期，日本學生運動的短暫興起
這學期修了歷史系的[知識分子與世變]，探討動盪的時代，知識份子扮演的角色。
學期中，課堂上撥放日本電影《革命青春》，講述一段 1960 年代，日本國內短暫吹起左翼思潮的特定時空下，學生抗爭與後續事件。不過幾年之後，日本社會迎來最富庶的黃金年代，那股抗爭的熱情隨著畢業(或退學)進入社會後，慢慢消散。
故事元素令我印象深刻。於是上網查閱影評，發現看過這部電影的人不多，而且少數的幾篇文章都提到原著小說比較完整，人物刻畫鮮明、劇情安排順暢，因此決定以原著小說《我愛過的那個時代》作為最後的期末報告。
我愛過的那個時代
故事從法國紀錄片《沒有陽光 Sans soleil》開始倒敘。片中紀錄東京平淡的日常風景，畫面如流水般映出又消失，突然畫面出現戴頭盔、遮臉的白色毛巾、棍棒的學生示威活動，有如異物般插入東京街頭。
這正是 1960 年代，反越戰、反體制、反資本主義，抗爭運動風潮吹到全世界的已開發國家的時期。而當時的抗爭主力就是，對於國際局勢、政治、社會的各種問題感到不滿，最頻繁接觸各種新興思潮的大學生。
二戰之後，因應全球冷戰結構，美日兩國關係日漸緊密，除了美軍進駐日本外，更簽訂「安保條約」放寬美軍的軍事權力。
不過，日本政府的這項舉動，引起民眾與學生的激烈反抗，一方面是日本主體性因此被削弱，另一方面是對於戰爭的厭倦。
此後，一波又一波的抗爭活動爆發，社會大眾、勞工階層上街頭抗議。甚至 1960 年美國總統艾森豪訪日本時，有高達 580 萬的參與人數。60 年代後期抗爭運動的主體，則轉向仍抱有革命情懷的大學生延續。
然而，到了 1970 年代，熱潮退去後，政治挫折、暴力抗爭、政府的壓制等，面臨社會現實面的壓力而退出的學生增加，也有些人以抗爭為藉口，無所事事、過著嬉皮生活。對於越來越劣化的抗爭精神，社會大眾開始反感，關注度跟著支持度降低，這段歷史也隨經濟起飛帶來滿足的物質生活，而被漸漸的淡忘。
「 如果不懷抱幻想去愛，就是所謂的愛，我，可以說愛過那個時代。 我對他們的烏托邦理想國雖然並不心動，不過，至少他們喊出了自己的主張」
《沒有陽光 Sans soleil》導演 Chris Marker
這段旁白，喚起作者川本三郎那一直不願意回憶的「那個時代」，寫下這本自我分析解構的告白文學小說。
小說中記錄作者剛出社會，在朝日新聞社工作的那段日子。
當時他從東京大學法學院畢業，在學期間卻總是翹課看美國新浪潮電影、文學，因為看到越戰攝影師的作品，於是懷抱熱血理想成為記者，在社會思潮起伏最劇烈的時期，親身參與抗爭過程，描繪出當時日本社會受到青世代衝擊的輪廓。
然而，一邊是記者身分，另一邊則是對於抗爭者，同樣年紀相仿的左派思想學生，所產生的認同、關懷和憐憫，例如「安田講堂事件」。最後因為遊走在記者中立的職業倫理，與道德法律邊緣，涉入「自衛官殺害事件」，受到逮捕入獄。
安田講堂事件
1968 年，東京大學醫學部學生反對「無薪實習制度」，進行校內反對運動、無限期罷課。在部分學生受到退學處分的情況下，爆發佔領東大的權威象徵─安田講堂。
同一時間，日本的大學被揭發，接受美國軍方提供的基金進行細菌和病毒的研究，而這些研究成果被用在越戰戰場上。學生們發現自己無意間成為戰爭幫兇而大感憤怒。
「大學根本不是個美好場所，這裡本身就跟權力和體制掛勾。」
大規模抗爭逐漸達到高峰，日本全國各大學間分別組織全共鬥 (全學共鬥會議)，一個學院的事情演變成全國的抗議行動，不過這些全共鬥單純是學生自然聚集而成，完全是鬆散的團體。
1969 年 1 月，警方開始清場，推土機、噴水車、直升飛機空投催淚瓦斯，歷經 35 小時的激戰，安田講堂半毀，這場抗爭告一個段落。
安田講堂事件發生時，作者也在東京大學校內，但並不是與學生們一起困守講堂，而是在對面大樓上觀望。身為新聞記者，只是凝重地保持沈默，盯著安田講堂，而自己卻在安全地帶，思考所謂「旁觀立場的客觀性」。
記者職業倫理的兩難
「隱匿消息來源」和「採訪過程中的秘密絕對不能洩漏」是記者不成文的職業倫理。不過，在採訪過程中認識的人犯下殺人事件，警察不知道犯人是誰，但自己卻知道。甚至事件後，還去採訪犯人。
身為一個記者，要始終堅持隱匿犯人嗎？或身為一位公民，向警方通報呢？
即便 1971 年全共鬥運動退潮，對於部分學生來說，興奮仍持續著，卻找不到出口釋放自己內心無來由的憤怒情緒。這時一位身分不明，自稱激進派的K聯絡作者，表示「赤衛軍」這個組織搶奪槍彈店，將要採取更大規模的行動，希望能接受採訪。
從旁調查後，發現 K 根本不是抗爭團體的核心人物，組織故事甚至是捏造的，只是個沒能力又想出頭的人。作者知道自己被欺騙，卻因為 K 和自己一樣喜歡宮澤賢志的書、能用吉他彈奏清水樂團的曲子、對《午夜牛郎》的台詞有同感，而選擇相信。
在 K 真的侵入自衛隊基地殺了警衛後，仍相信他只是個思想犯，繼續採訪。為了消除編輯部對真實性的質疑，作者保留、紀錄並銷毀從警衛上搶奪下的臂章和制服褲，當作「採訪證據」，沒想的是，這將構成刑法上「煙滅證據」。
這次與早前抗爭的牧歌時代不同，學運份子、記者、民眾相互支持，提供採訪車載運受傷的學生到醫院、冒風險協助政治犯不同，K 是真正的殺人犯罪。
最後朝日新聞社的上司將此事通報警方，作者仍堅持 K 只是個政治思想犯。
諷刺的是，K 被逮捕後立刻坦承犯案，甚至為了減輕罪行，編造被作者煽動犯案的故事。
十個月徒刑與朝日新聞社的解僱，1960 年代末期的故事在這告一段落。
「這溫柔，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。」
1970 年抗爭運動開始變質，有些學運份子開始用槍械、炸彈，甚至在水源下毒。最後催生出劫機、試圖武裝革命的日本赤軍。
因為太多負面的回憶，有很長一段時間，選擇拼命的想忘記那個時代，不願意回想，社會大眾也都認定那是一場惡夢。
只要想到這段回憶，即使成為知名自由作家的作者，沉重壓力仍影響生活，心情無法釋然。只能試著將所發生的事化為語言，理想、絕望、罪惡感，藉此書而讓他的精神得以復活。
「那個時代能帶給我們這世代衝擊，或許是因為，我們與其把自己視為一個個體，不如視為堅持和歷史性與社會性的對峙的「我」的存在。」
1968 年標誌著社會的重大轉捩點，政治動盪不安、意識形態轉變、文化藝術創新，並嘗試顛覆權力的體系，儘管最後大多失敗告終，這幾年引起的反思，直到半個世紀後仍然不斷迴響。
時代背景不同，政治環境也不同，但年輕一代對於社會現況表達不滿的訴求，進而做出行動，是個當代普世現象。
「讓所有『對任何不義，氣憤填膺的同志』都站起來，這溫柔，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。所以，我絕對不允許別人說，二十歲不是最美的時期。」
切‧格瓦拉 Che Guevar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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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》，作者：川本三郎，譯者：賴明珠，出版社：新經典文化 ，2011。
